文廖天元
转身俯视窗外的时候，广场上的几株蜡梅，在我的视野里立即舞动起来。立春，有风，不觉寒冷。只是花瓣的飘零，让我的心有几分惆怅。
我以为借调余磊进城工作，他会欢欣鼓舞、喜出望外，但他在电话里居然对我说：“书记，谢谢您，我的水平还达不到您的要求！”
语气真诚，拒绝的态度却也干脆果断。站在窗前，我深深吸了口气，内心的“汹涌澎湃”才略为平息。
他是选调生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生，敦敦实实，憨憨厚厚。最初在一堆穿着华丽的孩子中间，他的衣着极为朴实，一看就是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孩子，像极年轻时的我。我毫不犹豫地给组织打报告，请求把他放到我所在的乡镇锻炼。
我一直相信“罗森塔尔”效应。我给兄弟姊妹叮嘱，一定好好善待这个孩子，将来，他一定会成为优秀的领导干部。
他们不置可否，我给他们“掰扯”——哲学家经常问我是谁，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。可是，有谁能清楚知道“我是谁”呢？一定要等到盖棺定论的那一天。所以，“我是谁”，等着瞧。
这个孩子，就此在乡镇党政办工作，很用功，写材料上手很快。
2017年冬天，脱贫攻坚正如火如荼，我的身体却出了毛病。每天咳得死去活来，一度让我觉得得了不治之症。有个夜晚我从小镇卫生院输液回来，已是凌晨两点，看见党政办的灯还亮着。我凑过去瞅，竟然看见余磊跪在电脑前，键盘声响得干净利落。桌上，已经打印好一叠叠明天会上需要的文件。
转过身，我的心生疼生疼。傍晚的时候，他和我一起都在村上。应该是吃过晚饭，他就一头扎在电脑面前。
只是这个孩子的婚姻，让大家着急，毕竟一晃二十七八岁了。有个大姐姐带他去相亲，事前沟通，请他午间吃饭时收拾得体体面面，结果他穿上一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常见的棉袄，让人哭笑不得而又难堪。
有人闲言碎语说，难道这个孩子身体有问题？我骂他们打胡瞎说，并“引经据典”：知道吗？心理学家说，一个人评价他人的方式就是最彻底的自我描述——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别人呢，应该你本人就是这样。
有时我也不解，虽然后来听到太多类似的故事，知道如今好多青年，都不肯轻易走进婚姻的城堡。如果余磊找个家庭优渥的姑娘，至少可以“抵挡”十年奋斗，这符合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啊。难道是他感受不到爱的存在？
直到我调离乡镇，余磊还是“潇洒”一人。慢慢疏远后，关于他的消息偶尔传来，有人告诉我余磊变了，开始油嘴滑舌。说他考省级机关，两次进入面试，最终还是被刷了下来。
我给余磊打电话：“以后进了面试，我找人给你辅导辅导？”他说谢谢书记，然后沉默。不知道潜台词是同意还是拒绝。
我有些恼怒，随他去吧，顺其自然。有谁能喊醒一个装睡的人呢？
没想到去年一个夏日，我正忙得不可开交，余磊来电说：“书记，我考到市上了！”
我有所耳闻，但我选择“装聋作哑”。我问他：“这两年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？”
他说：“我怕书记对我失望……”
我愣住了，不知道他的心思如此敏感，一瞬间万般滋味。我蓦然明白，这个孩子其实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儿。
今年2月14日夜间，余磊发了一个朋友圈，没一句文字，只有两张图和一个微笑的符号。我兴奋起来，一张图是一桌菜，另一张是他和一个漂亮女孩的笑脸——这是他幸福的“官宣”。
余磊笑得极为灿烂。这笑容似乎来得有些迟，但也似乎刚刚好。
回家的路上，蜡梅清香。我丝毫没感到春寒料峭。我似乎突然悟出春天的本质：无论种子埋得有多深，到了春天，该发芽的终会发芽，该绽放的终会绽放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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